他曾担任副总理，并于1976年接替接受审查的乔冠华担任外交部长。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镇压，举国欢庆。
但随之而来的是大量内部人员职位不得不调动，一些关键岗位负责人被解雇或带走审查，导致职位空缺。
乔冠华时任外交部长，1976年11月因政治问题被免职。
在内忧外患之际，接替乔冠华出任外交部长的人是黄华，一位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乔冠华被捕，黄华上任
1974年，国内叛乱分子对周总理发起诽谤运动，乔冠华就任外交部长。
尽管次年邓小平回归并大力整顿，情况有所好转，但到了1976年，情况却急转直下，造反派再次占了上风。
周总理、毛主席相继去世，全国人民陷入悲痛之中。
1976年10月，历史性的时刻终于到来，四人帮被一举粉碎。
“四人帮”落网后，外交部贴出多张揭露、批评“四人帮”的大字报，直接点名乔冠华。
但大字报不能作为审判的证据，一切都要调查清楚之后才能知道。
当时，乔冠华得知四人帮被打倒后，高兴地回国了。
当周围的人告诉他自己的情况不好，可能要接受审查时，乔冠华并没有放在心上，觉得自己确实犯了一个错误。
乔冠华表示，他试图利用四人帮内部矛盾保住外交部，犯了机会主义行为，应报请中央审查。
这个时候，乔冠华还是觉得事情不会严重，觉得把事情解释清楚就可以了。
但让他们没想到的是，中央后来在王洪文家里发现了一份内阁名单，上面有王洪文本人修改过的痕迹。
在这份名单中，乔冠华名列显着，位列国务院副总理提名名单。
这样一来，乔冠华就被认为是登上四人团伙的海盗之一，需要接受中央专案组的审查。
1976年11月，乔冠华会见新任蒙古国驻外大使。 这是乔冠华最后一次外事活动。
几天后，在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上，乔冠华被免去外交部长职务，他的外交生涯就此结束。
外交部长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职位。 乔冠华已被免职。 自然，需要立即有人接过接力棒。 这个人就是黄华。
1976年12月，黄华同志就任外交部长。
中苏外交的里程碑——丧葬外交
新中国成立后，黄华一直活跃在外交工作第一线。
当时，在周总理的领导下，黄华还多次参加一些重大外交活动。
1953年，黄华调入外交部，负责多项重要外交任务。
经过多年的积累，我才能在紧急情况下立即开始外交部长的工作。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各项工作逐步走上正轨。 黄华在促进对外交往方面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得到了小平同志的信任和支持。
1980年9月，黄华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 1982年5月任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
1982年11月，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去世。
尽管当时中苏关系恢复了副外长级政治磋商，但两国之间长期紧张、对立的关系并未改变。 苏联和国际社会密切关注中方对勃列日涅夫逝世的反应。 外交部因长期与苏联专家打交道，建议钱其琛率团前往表示慰问。
但邓小平同志考虑到他当时只是副部长，还不是中央委员，所以认为放走黄华是合适的。
在中苏关系最紧张的时候，两国之间的正常交往几乎为零。 两国间只有每周一趟国际列车和一趟国际航班运营。
当时，中国驻苏联大使馆已长期没有外交大使。
但没有永远的敌人，两国交往不能停滞不前。 “冷战”时期，打破这种气氛并重新恢复两国的深入交流并不容易。
所以，黄华这次出使苏联，表面上是参加葬礼，实际上背后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使命。
出行前，黄华打电话给邓小平汇报行程和准备情况，请示。
邓小平阐述了他深思熟虑的主张：可以明确地说，他希望双方共同努力，消除两国关系中的障碍。 他还可以利用黄华外长的身份，主动要求会见苏联外长葛罗米柯，并与他谈谈此事。 要坦诚对话，在会见安德罗波夫时，我们可以加上希望苏共新领导为改善两国关系做出新的努力。
邓小平还表示，黄华与新华社记者的谈话可以直接转播，以便苏联领导人和苏联人民及时了解中方的主张。
接到指示后，黄华立即前往苏联开展工作。
黄华一行刚抵达莫斯科机场贵宾室，中国驻苏联大使杨受正立即低声告诉他，有中央紧急电报，请他阅读。
紧急电报发出的讲话中包含了更多对勃列日涅夫的积极评价，这相当于中国主动释放善意。
黄华抵达苏联后，苏方不仅安排好中方代表团出席葬礼，还安排好中方代表团的一切活动。
11月15日上午，勃列日涅夫的葬礼在红场举行。
前一天晚上，苏方安排了一个外国代表团为死者遗体送行。 此次来莫斯科参加葬礼的外国代表团多达1560人。
苏方将黄华安排在了比较靠前的位置。 各国领导人送来的花圈排列在灵柩两侧。 黄华赠送的花圈被放在了更加显眼的位置。
15日葬礼结束后，安德罗波夫安排会见各国代表团团长，其中黄华被安排在比较靠前的位置。 安德罗波夫紧紧握住黄华的手迎接。
黄华再次代表中国领导人对勃列日涅夫的逝世表示深切哀悼。 他还转达了中国领导人对安德罗波夫当选苏共中央总书记的祝贺，祝愿他在新的重要岗位上一切顺利。 “伟大的成就”； 中方真诚希望在双方共同努力下，实现中苏关系正常化。
安德罗波夫全神贯注地听完翻译后，对黄华表示非常感激，相信中苏关系一定会更好。
黄华回到下榻的莫斯科饭店，高兴地对大家说：“今天我们受到了特殊的礼遇，安德罗波夫总书记跟我聊了三四分钟。
他与其他国家领导人的通话时间相对较短，通常只有一两分钟。 ”有趣的是，苏联外交部远东第一局负责官员来到代表团住处，要求逐字核对黄华和安德罗波夫的俄文记录，称上级要求逐字逐句核对。报告。
据黄华回忆，不少莫斯科普通市民给新华社驻莫斯科记者打电话，对黄华与新华社记者交谈并出席莫斯科葬礼表示赞赏。 他们还热切希望中苏关系能够恢复到1950年代的水平。 天。
两党交往开始频繁，新华社莫斯科分社比平时繁忙得多。
苏联对此作出了积极回应。
11月16日，双方在苏联外交部举行会谈。 会谈一开始，葛罗米柯就表示，他刚刚上任新任苏共总书记。 “我可以负责任地代表苏联领导人和安德罗波夫：我们主张改善中苏关系。”
这次会见和会谈虽然没有取得重大突破，但对中苏双方都具有重要意义。
近两个小时的会面结束后，从来不笑的格罗米柯向黄华露出了友好的微笑，沿着走廊走了近30米将黄华一行送上电梯，并握手告别。
一位随行的苏联官员悄悄告诉李景贤，葛外长如此客气地送行，实属罕见。
黄华会谈结束后抵达中国驻苏联大使馆后，对使馆工作人员说：“这个航班会来，也会有返程的航班，我们在莫斯科总共停留三天半。现在时间已经过去一大半了，小平同志交给的任务都完成了。
他感慨地说：“看使馆写的材料，我们外长来莫斯科已经20年了。” 陈先生最后一次来是在1961年夏天，他参加完日内瓦老挝问题国际会议回国途中经过。 莫斯科，即现在的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邀请葛罗米柯与他会面。
黄华有些兴奋地说道：“两个邻国都能听到鸡叫声和狗叫声，却已经二十年没有来往了，这是多么变态啊！”
他还说：“使馆的同志告诉我，陈先生就是在这个房间里与大家会面，讨论世界大势。20年后，我作为中国外交部长来到莫斯科，现在同志们，我来到了大使馆，虽然已经晚了，但我还是很兴奋。”
首次“丧葬外交”打破了中苏关系的“坚冰”。 此后，“丧葬外交”成为中国推进中苏关系、加强与苏联高级领导人政治对话的重要渠道。
黄花仙女何丽亮
黄花出身于一个大家庭，原名王如梅。 他的父亲是县学校督学、工业局职员，非常重视孩子的教育。 黄华天资聪颖，勤奋刻苦，成绩优良。 19岁考入燕京大学。
在大学期间，他阅读了大量进步书籍和期刊，参加了“十二九”运动，并因示威被捕入狱。
由于思想进步、表现积极，黄华于1936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6年6月中旬，黄华正在准备毕业考试。
有一天，黄华看到天津《大公报》刊登范长江的通讯，报道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的情况，他萌生了前往陕北参加红军的想法。红军。
恰巧此时斯诺偷偷问黄华愿不愿意陪他去陕北采访，帮他翻译。
黄华觉得自己实在是大喜过望，所以毫不犹豫的就答应了。
事实上，黄华即将毕业。 如果他去陕北，他就会错过考试，拿不到毕业证书。
但他意志坚定，放弃了文凭。
到达延安后，黄华先是陪同斯诺采访党和红军领导人，后来决定留在红军。 他亲眼目睹了红军三大方面军在甘肃会师。
1941年7月，黄华调入军队，任朱总司令的政治秘书。
在延安，黄华结识了未来的妻子何丽良，他们走到了一起，风雨同舟66年。
黄华的妻子是何丽良，是与黄华一起参加革命的战友。
何丽良出生于1926年，1945年毕业于延安俄罗斯学校。新中国成立后，她继续在莫斯科国立国际关系学院学习。
1960年，何立良也加入了外交使团。
在其外交生涯中，何立良曾担任驻加纳、埃及和加拿大的外交大使。
从这一方面来说，黄华夫妇可以说是一对志同道合的夫妻。
1939年，黄华前往延安备战延安青年干部学校。 次年，朱德总司令也从前线回到延安处理工作。
由于朱德在国外生活了几年，德语也很流利，所以朱德经常负责一些需要对外交流的活动。
由于工作很忙，朱德也需要一个合适的人选来做他的助手。 于是，一手好字、又擅长英语、德语的黄华就被朱德吸引了。
1941年，黄华出任朱德总司令的政治秘书。
何利良和黄华同志能够走到一起，一定要归功于朱德总司令和他的夫人康克清。
那是1939年的冬天，何立良随母亲从香港来到延安。
何立良就读于中央军委俄语学校。 当时中央的意图是培养一批俄语干部，在苏联对日宣战时担任翻译。
读书时，何立良和朱总司令的侄女何高杰是同学，关系很好，所以他经常到朱总司令的院子里和何高杰一起玩。 就这样，他熟悉了朱德一家，同时也认识了黄华。
起初，何立良对黄华并不了解。 他只知道自己是一名大学生，懂英语，还在学法语，是朱总司令的秘书。
俄罗斯学校的学生经常需要在各种党的会议上听报告，每次报告活动黄华也出席。
有一天，朱德向何立良介绍黄华是一个诚实可靠的人，并让何立良考虑一下黄华。
自从认识之后，何立良就开始关注黄华，渐渐觉得他确实不错。
那个时候，黄华大概很喜欢何丽亮，也很关心她。 知道她学的是俄语语法，他就托人给她买了延安买不到的语法书。
黄华知道何丽亮喜欢吃甜食，便邀请她去吃枣子。
由于双方都比较满意，黄华和何立良逐渐建立了恋爱关系。
1944年秋，两人决定结婚。
婚礼当天，朱总司令和康克庆同志为他们送上了新婚祝福。 第359旅旅长王震从南泥湾带来了一桌美食，有鸡肉、猪肉、米饭等。
俄罗斯学校的俱乐部主任借用了王家坪的桃园，邀请了学校的一百多名老师和同学举办了聚会。
大家围成一个大圈，吃着红枣、花生，在灯笼灯光和琴声下跳起国标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