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原上的生命轮回:元朝独特的丧葬文化探秘
消逝,这一自然界的亘古法则,自古就蒙着一层神秘色彩,促使人们探究生命的真谛。各地依据不同的地理条件和文化传统,发展出风格各异的埋葬方式。在中国五千年的历史文化进程中,元代举行的悼念仪式别具一格,彰显出游牧部族与多种宗教相互影响的显著特征。
蒙古草原上古老的萨满崇拜与埋葬习俗,在初期历史阶段,由于恶劣的生存条件和有限的认知水平,让蒙古先民对生命轮回与死亡过程感到迷茫。他们向太阳月亮星辰、山脉河流等自然物顶礼膜拜,祈求获得生存的启示。这个以迁徙为生的民族,一直期盼能够定居下来,部落里的聪明人便开始将各种自然现象赋予神圣意义,这样萨满信仰就此形成。萨满(巫师)这一特殊职业接踵而至,他们声称自己能够上达天庭,下通地府,与神明直接交流。萨满信仰弥漫于蒙古社会的各个角落,从王公贵族到普通百姓都深受其熏陶。在成吉思汗开创蒙古帝国之前,萨满教已经在辽阔的草原上流传了数百年之久。
《北史·契丹传》提及一种古老埋葬方式:把遗体安放在山林树木上,三年之后 骸骨再行火化。这种称作风葬或树葬的习俗,曾是北方游牧族群早期广泛采用的方法。人们将亡者放置于幽深山林的大树间使其风化,或是置于部落公共的树葬地点任由其自然腐解。这种把尸体暴露在外的做法,表面上看很无情,其实暗藏着古人简单的信仰观念,他们以为这样能让死者获得风神与天神的护佑,从而在另一个世界继续居住在高处。
多元宗教影响下的葬俗演变
蒙古骑兵席卷欧亚,多种外来信仰随之进入草原,与当地萨满教产生交流。元朝建立,统治者为了加强统治,实施宗教宽容措施,借助不同宗教来引导民众。
《涅槃经》描述了佛陀火化的情形,蒙古民族向来敬奉火神,以为火焰可以涤荡世间一切污秽。所以,他们迅速采纳了佛教的火化习俗,以为将遗体焚烧能够让灵魂即刻飞往天界,实现转世。然而,这种安葬方式最初仅限于权贵阶层和宗教界人士,寻常民众只有在特殊状况下才能实施火化,例如孑然一身的老人、尚未婚配的青年、遭遇难产的女性或染上疫病的逝者。殡葬仪式有许多规矩:燃料要由家人四处募集,收集各家木柴象征福泽圆满;非正常离世者必须放进棺材焚烧;显贵人士火化后,遗骨会与面粉搅拌塑形,再以金银装饰供奉在寺院;而普通百姓的骨灰有的撒入山河,有的任由风吹走——倘若彻底消逝则看作好运,若有残余就要请僧侣诵经超度。
天葬:别称野外安葬,在藏传佛教传播后流行于经济拮据者及地位较低的僧侣之间。佛门戒律主张,活着时若食用荤腥会积累罪业,离世后应当让躯体供给猛兽,仿效佛陀曾经割肉喂鹰的慈悲行为,借此减轻罪愆得以超生。天葬包含两种操作方法:其一为把遗体放置在无人驾驶的牦牛车上,任由马匹飞奔,三天后去寻找遗骸;其二为驾驶载有尸体的车辆在荒野驰骋,尸体掉落的地方用石头做标记。如果遗骸完全被盗食,就当作灵魂得以解脱;如果尸体没有残缺,就请僧侣念诵经文来忏悔。这种埋葬方式反映了活着的人是短暂过客,逝去的人才是最终归宿的生死看法。
十三世纪往后,蒙古人的告别仪式出现转变,受到藏传佛教的启示,葬仪上不再高声哭泣,以免惊扰逝者前往极乐的旅程,民间还流传着泪水浸湿逝者衣裳,魂魄会堕入轮回之苦的传言。
伊斯兰教与皇族葬仪
伊斯兰教在元朝蒙古族群体中具有显著影响。根据《史集》所载,忽必烈的后代阿难答幼年时被穆斯林家庭抚养,成年后转变为坚定的伊斯兰教信徒。1307年,阿难答在政变中丧生后,海山皇帝遵循蒙古皇室传统与伊斯兰教仪式,采用单根木材制作的棺椁安葬他,并且修建了带有西亚建筑特色的拱北式陵寝。两千零年,考古工作者于河北省沽源县白城子遗址勘测到这座陵寝,其发掘为探究伊斯兰教对蒙古族埋葬方式的改变提供了具体物证。
防盗墓的智慧与葬俗变迁
明代《草木子》提及了元朝一种特别的防盗墓手段,下葬之后,让马匹在坟地来回践踏,接着在母骆驼眼前宰杀它的幼子,来年草木重新生长时,人们依据母骆驼在埋葬地点哀鸣的表现来找出坟墓的位置,这就是为什么许多元代蒙古坟墓难以找到的原因。
到了明代阿勒坦汗那个年代,蒙古族群开始意识到部分旧式埋葬方式的不足之处。1578年,朝廷颁布政令,勒令停止萨满教仪式,并且取消人跟牲畜一同安葬这类不良风气。到了清代,蒙古的权贵们大多依照汉族的习俗使用棺材,逝者遗体会停放在灵堂里数月才入土。不过因为财力所限,老百姓的葬礼仪式慢慢变得简单起来,蒙古族跟汉族的埋葬传统慢慢掺杂在一起。
生死观的现代启示
人初生时如坟墓一般——这句蒙古古语体现了游牧群体对生命与死亡的超然理解。他们信奉长生天,因此非常看重顺应逝者心愿,保障灵魂得到安宁。如今我们应当以理性精神审视生死议题,并且吸收传统习俗中的宝贵思想。死者虽已离去,生者最恰当的缅怀方式,就是继承他们的志向,实现他们的夙愿。
元朝时期,多种文化交融的丧葬习俗,既体现了游牧族群的精神风貌,又彰显了中华文明宽广的接纳胸怀,为探究民族文化整合提供了鲜活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