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远征军

广州市北部白云山马头岗地区曾经有一座规模较大的公墓——新一军公墓。 如今，墓园虽已被分割、侵占、几乎被毁，但仅存的纪念塔仍矗立在广园东路旁。 那四根巨柱似乎在告诉人们：这里埋葬着两万多名在远征印缅抗日将士的忠魂！

孙立人三度亲临高海拔亲自选墓地

在孙立人的领导下，新一军有一个不成文的惯例：哪里打仗，哪里就建墓地。 1945年9月16日上午11时，广州受降仪式刚结束，新一军军长孙立人和新三十八师师长李红并肩走出会场，沿着广州中山纪念堂前临时铺设的草毯。 聊天。 孙司令指示李红等人立即着手为新一军印缅抗战阵亡将士修建陵园的准备工作，以招揽忠魂，安息。

孙立人立即行动，郑重沿用了印缅战场上使用的高空侦察方法。 他三次乘坐军机飞越广州上空，亲自选址。 孙立人这样解释选址的理由和过程：“广州是革命的发源地，这里有很多国民革命烈士陵园，占卜决定，好的城市一定是革命烈士的墓地。”来自异国他乡的烈士遗骨已安葬在广州。” 缅北密支那、八莫、南干等地的华人墓地也遵照他们的意愿，捡起他们的骨灰，移葬于此。 起初选址并不容易，就专门成立了三个人进行航测。”墓地的地址是“前沙河，后依云山，第一阵亡将士墓地”。东北有师，南有上海战争中牺牲的十九路军官兵墓地，西有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及朱执信、廖仲恺等人的墓地。 标志就在那里。 所有烈士都将安葬在革命烈士旁边，他们的忠骨永垂不朽。”

从孙立人的说法可以看出，将军对于墓地的选择是非常讲究的。 首先，从这座城市的历史意义来看——“广州是革命的发源地，国民革命烈士陵园大多坐落于此”。 其次，从地理位置来看——公墓的地址是“前沙河，后依云山。东北为第一师阵亡将士墓地，南为军官墓地”。西边是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和朱执信、廖仲恺先生的坟墓。 从这个地方的意义来看——阵亡将士“可以安息在革命先烈旁边的坟墓里，他们的忠骨将永垂不朽”。

墓址选定后，孙立人亲自为新一军公墓题写了《新一军印缅阵亡将士纪念碑碑记》。 笔者从堆积如山的旧纸中发现了这段从未发表过的《碑刻》珍贵手迹。 《碑文》语言磅礴，一气呵成，如长河瀑布； 谴责词句工整、流畅、生动，全面简洁地记录了新一军远征印缅抗日杀倭的战斗历史和光辉战绩，以及建设的简单过程。墓地。 整篇文章充满了战斗的激情和对阵亡将士的深深怀念。 这是一部新军远征抗战的浓缩史。 是一部不可多得的悼词杰作。 令人心旷神怡，回味无穷。 比如，文章将新一军入缅的气势形容为“旗点直立，剑气飘飘”； 印度此次训练情况的概括是：“练大队，骑全车，学湖泊沼泽军事演习，传授森林战术”，弘扬我国威严，严明军纪，让人民外国可以振奋、欢欣。”形容缅北反击战中部队的英勇和战争的激烈残酷，“战士们吃苦耐劳，与敌人奋战。”崩塌了，荒野被血染红，河流变色了。” 谈起陵园的建设，他深情地写道：“虞冲统帅归来，召回魂归中原，永享长安春秋。” 作为一个军队的统帅，孙立人真的做到了“一个不落下一个”——全军生死都被“一齐带回中原”！以他的深情和诚意，他能否做到？不触天地，哭鬼神？

郭元熙负责陵园的整体设计。

新一军公墓的设计理念来自孙立人。 毕业于美国普渡大学土木工程系的孙立人，曾亲自为军队设计过军营、军营和军官住宅。 自己设计新一军公墓是没有问题的。 只是当时我正在接管广州。 我忙于军务，有很多事情要处理，实在是无能为力。 因此，委托清华校友郭元熙建筑师负责陵园的整体设计。

郭元熙1930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后来赴美留学，并与美国女子结婚。 回到广州开设建筑师事务所。 陵园建设的技术工作由郭元熙建筑师推荐的广东工程公司承担。 墓地设计者的姓名和情况并没有记录在任何正式出版的书籍和文件中。 是参与陵园建设的王伯辉先生告诉笔者的。 1949年10月后，笔者一直无法找到建筑师袁熙的下落，新一军公墓的设计图也没有档案。 如果建筑师袁熙的后人或了解本文的人能看到本文，请不吝赐教。

被俘600天，用汗水赎血

1945年11月5日，新一军公墓奠基动工。孙立人命令600名战俘“用汗水偿还血汗”、“慰问酒泉烈士”。 王伯辉先生清楚地记得当时的情况——土方工程是由600名日本战俘完成的。 当时，王伯辉和清华同学张世爵受新一军军务办公室派遣，督导陵园工程。 每天，王伯辉和张世武开着吉普车从沙面新一军司令部前往沙河镇的工地。 中午吃了沙河面当饭。 下午5点下班返回沙面。 当时，新一军司令部驻扎在沙面各地（原日本南征军司令部驻于此），共有6个处室：军械处、军需处、副官处、参谋处等，其官职分别是：所属单位。 新一军接管广州时，有这样的分工：新三十八师驻扎在广州市中心；新一军驻扎在广州市中心。 第30师驻扎于九龙、东莞； 第50师驻扎在外围。

据王伯辉等老兵回忆，修建墓地的日军战俘非常老实，工作也非常认真。 新一军每天动用一个工程连，将600名战俘从河南战俘营押送到沙河工地。 工程连战士在工地周围站岗。 中午，战俘们自己做饭。 1946年3月中旬，工兵连才离开工地前往东北，当时墓地的土方工程已基本完成。

全体官兵在丰衣足食节期间献血汗建陵园

孙立人治军，始终保持开放的经济。 日本在广州的军事资产、财物被收缴，全部登记上缴国库。 于是，新一军公墓的修建费用全部由全军战士捐献。 1947年9月6日，新一军公墓竣工时，孙立人在写的《陆军新一军印缅阵亡将士坟墓》中这样描述：新一军公墓“规划了整个工程，历时一年多，建设费用将由全体官兵省吃俭用、省血汗水捐献。”

对于墓地的由来，孙立人这样描述：“绥中贤士的赞助，始于白云山马头岗的阳光，得了百余亩地。” 孙立人没有写下捐地的“绥中贤士”的名字。 姓名。 这份记录中隐藏着两种可能：一是“隋忠贤达”无偿捐赠；二是“隋忠贤达”无偿捐赠。 另一个是新一军从“隋忠贤达”低价购买。 但无论如何，这片墓地并不是政府无偿分配的。 新一军完全靠自己的力量修建了陵园。 最生动的例子就是纪念塔上的铜鹰。 这尊展翅铜鹰，重1600多公斤，高8尺，长10尺，是用日本侵略者的炮弹铸造而成。 孙立人记载：“纪念塔上矗立的铜鹰重达千余公斤，其铜质是由战争期间收集的弹壳熔炼而成。” 这是“非常有价值和珍贵的纪念品”。 可惜，这只青铜鹰，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

新一军公墓原貌

根据笔者对墓地遗址的现场考察和墓地建成时专门拍摄的一批照片显示，新一军公墓南北长约250米，东西宽约300米，总面积约75000平方米。 呈南北高结构。 低矮的长方形墓地。 陵园的核心建筑是纪念塔。 纪念塔高21米，底座为方形阶梯台，边长45米。 纪念塔的东、西、北三面镶嵌着大理石碑，刻有在新一军阵亡的27000多名印缅军人的名字。 每块石碑宽约2米，高约5米。 纪念塔正面镶嵌着一座长约4米、宽0.5米的辽宁青石碑。 上面刻有孙立人手写的“陆军新一军印缅阵亡将士纪念塔”16个大字。 半透明石背。

纪念塔南侧东西两侧各有人工水池。 左边叫“花篮池”，右边叫“葫芦池”。 莲泉溪从白云山流入两潭，滋润着周围的绿树青草和松柏。 纪念塔和两个人工池塘之间有一座弧形小桥隔开。

纪念塔南正前方70米处，即人工池南面，有一座济公亭。 展馆高7米，八角形尖顶，纯中式造型。 该亭建于1947年下半年，专为安放蒋介石题词“巡留演秀”和孙立人书写的“陆军新一军印缅军人墓”而建。 以往的相关文章几乎都说墓地里有两座济公亭。 事实上，这种说法经不起推敲。 因为另一座济公亭没有历史照片或遗迹支撑，也与墓地的布局相矛盾。 我们再看看剩下的济公阁。 正对着陵园的主体建筑——纪念塔。 如果再有一个济公阁，该放在哪里呢？ 当然，笔者也真诚地希望能够出现新的证据来推翻我的这个结论。

济公阁东南侧，落成典礼后增设战史室。

墓地的东、西、南三面均建有围墙，将墓地与外界隔开。 进入墓地的通道称为“南北大道”，宽30米，长200米。 它的走向是从西南向东北。 先穿过济公阁西侧，再穿过两个人工池塘之间，到达纪念塔的基座平台。

南北大道南端，两座门楼和一座牌坊组成跨度30米的陵园大门。 两座门楼的设计融合了凯旋门和军营门的设计理念，简洁而凝重。 牌坊的设计很独特，只有两段方柱组成。 方柱下段两侧内侧浮雕一尊头戴钢盔、手持冲锋枪的新一军战士。 设计师采用了抽象的现代设计理念，将武士雕刻成“两段式”浮雕——上半身是肖像；下半身是肖像。 两条腿被抽象为石柱，与墓地门牌坊的柱子融为一体。 雕像浮雕总高约6米，其中上半部高约2米，抽象腿高约4米。

牌坊方柱上半幅为对联，左联为“顶天立地”，右联为“英灵永垂不朽”。 方柱上凝结的两座武士雕像相互呼应。 左联正下方有“陆军新一军印缅阵亡将士公墓”字样。 楹联和“陆军新一军印缅阵亡将士公墓”字样都是孙立人题写的。 过去传闻“此联为蒋介石所写；联曰‘立天地之上，撼古照今’”也是谣言，还有历史照片来证明这一点。 事实上，蒋介石只是在新一军公墓上题写了“寻柳烟秀”四个字。

大象饲养员和墓地管理

新一军公墓原由一名上校和高级参事管理，管理人员2名，墓园园丁2名，大象饲养员3名。 公园里的三头大象是新一军从缅甸日军手中缴获的战利品。 这群大象原本有11头。 新一军回国后，专门派出一个连的部队，护送大象迁徙。 有些大象在长途旅行中死亡。 最终，只有7头大象被运抵广州。 孙立人将其中的四只分发给了上海、北京、南京等地的动物园。 截至1947年9月6日新一军公墓落成时，公园内仍存有三头大象。 新一军官兵视这些大象为珍宝，每头大象都分配一名战士专职饲养。

事实上，当新一军公墓落成之时，新一军主力就已经解散，派往东北作战。 由于国民党军内乱，孙立人于1947年4月26日被迫离开新一军，接受新的任命。 1947年9月6日的新一军公墓落成典礼，是孙立人赴台训练新军前想要完成的心愿。 这也是孙立人最后一次以新一军军长身份在大陆公开露面。 随后，孙立人将三头大象中的两头带到了台湾，最后一头被送往黄花岗供广州市民观赏。 孙立人虽然离开了新一军，但他心里仍然保留着新一军陵园的管理工作。 迟至1948年6月23日，时任新七军军长的原第38师师长李洪也给正在台湾训练的孙立人发来电报：“广州公墓管理费每个月都被新一军预汇了。”

可见，从新一军公墓的建设到后续的管理，新一军都自顾不暇。

青铜鹰在哪里？

由于众所周知的历史原因，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期间，新一军公墓遭到严重破坏——纪念塔下的双层方形平台，以及东、南、西、北四面的台阶基座被填满了。 在纪念塔正面旁边，建了一栋与纪念塔几乎齐平的6层楼房，名叫“恒福宾馆”。

塔底立面上的黑色大理石和墓志铭被完全拆除。 纪念塔正中用炮弹铸造的重达千余公斤的伸出铜鹰，命运不得而知。 新一军把自己比作一只鹰。 这枚青铜鹰，就是新一军的军徽！

纪念塔东、西、北三面刻有新一军2.7万余名印缅军人名字的巨幅碑文全部被砸碎。 纪念塔由四根方形巨柱组成，坚固无比，无法撼动。 终于被“充分利用”，改造成五楼厕所。 刻着孙立人手书“印缅新一军阵亡将士纪念塔”16个大字的辽宁青石塔碑无法砸碎，被丢弃在距墓地约300米处。 我不知道把铭文扔到哪里？ 碑上孙立人题写的挽联已无处可寻。

济公阁周围是臭气熏天的肉菜市场，污水横流。 亭子里堆满了垃圾。 济公阁上蒋介石题写的“寻刘延修”字样和孙立人书写的“新军新一军印缅战士之墓”早已不知所踪。

弧形的金水桥早已被毁。 两个碧波荡漾的池塘早已被填平，剩下的战史室被挤进了肉菜市场的一角。 墓地门牌坊东侧残柱仅存一半； 牌坊立柱上两幅头戴钢盔、手持冲锋枪的新一军战士浮雕被砸得粉碎。 两座长约8米、高12米的钢筋混凝土门楼已投入使用——东门楼用作某部队通讯室； 西门楼周围是一片杂乱的服装市场。 包裹起来用作市场管理办公室。

庆幸的是，经过多次申诉，纪念塔内的厕所不久前被拆除，断成两块的青石塔碑也被发现了。 虽然是放在纪念塔的对面，但也算是一个纪念馆。 已保存。

最无法挽回的是，几年前开通的广元东路，横穿了新一军烈士陵园的中心，将繁忙道路两侧仅存的纪念塔和门楼分割开来。 新一军公墓，这座构思独特、布局严谨、庄严肃穆的陵园，已经面目全非。 写到这里，我不禁心酸，泪流满面！ 一转眼又到了清明节。 该如何向睡在地下的新组建的陆军第一军两万多名印缅军人交代呢？ 据说，被远征军歼灭的日寇后裔，近年来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云南立碑，纪念侵华先人。 然而，我们义士们在祖国抗击侵略、安息反战征战的战友和烈士所建立的公墓却遭到如此毁灭性的破坏。 这实在是中华民族的悲哀！

老兵的呼唤

2005年9月，为纪念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海内外新一军部分幸存老战士齐聚重庆，参加由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联合举办的会议。重庆市政府和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 纪念及学术研讨会。 会上，老战士委托王伯辉、徐文起草致胡锦涛主席、温家宝总理的信，要求修复广州新一军公墓。 信中说：“六十多年前，以新一军为主力的对缅反攻，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首次出兵海外御敌，取得了辉煌胜利。 ，也是二战期间中国军队唯一一次被派往国外战场作战的战争。 这场战争不仅为中国的抗日战争做出了巨大贡献，也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贡献。 广州新一军公墓祭奠在印度、缅甸战场上英勇牺牲的两万多名烈士的灵魂。 它不仅具有重大的国内意义，而且具有深远的国际意义。” 老兵还指出：在印度和缅甸战场上。 ”，“我们牺牲了这么多的战士，他们都成了异乡孤独的灵魂，国内唯一为他们修建的墓地被毁坏了。与来中国（云南松山）侵略的日本人相比中国对死者建造纪念碑的行为感到震惊。” 为此，我们强烈呼吁恢复广州新一军公墓。

国务院信访局回信：“谨向抗日英雄致以崇高敬意！”

10月27日，国家信访局给新一军老战士的回信。 他们在信的最后写道：“向抗日英雄致以崇高的敬意！” 将新一军老战士定位为抗日英雄。 这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新一军老战士们争先恐后地互相诉说，十分激动。 来自台湾、加拿大、美国等地的老兵也主动组成敬礼团，统一着装，于2006年4月2日抵达广州，与国内老战友会面，向祖国的老战士致以最后的敬礼。阵亡将士和孙立人将军——因为年纪大了，不知道下次还能不能再来。 同时，我们与广州市政府商讨恢复公墓的计划，以悼念战争幸存者。

老战士的来信和来访的消息引起了广州市政府的关注。 有关部门正在研究墓地的修复工作。

梦回马头岗

孙犁生前留下遗言：一百年后，他将安葬在广州新一军公墓，与阵亡将士合葬。 孙将军的遗愿，成了老战士未竟的情感。 广州白云山的马头岗一直让他们着迷。 20年来，他们多次组团返回广州，探索恢复墓地的途径。

此次来广州祭奠新一军阵亡将士坟墓并与市政府商讨恢复新一军墓园方案的数十名老战士，个个都有着不错的背景。 比如，王博辉先生毕业于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是新一军上校、翻译。 1945年11月，他和同学张士武奉新一军军部命令，到工地督造日军俘虏新一军公墓，并亲眼见证了新一军公墓的早期建设过程。他们自己的眼睛。 1946年至1947年任孙立人将军创办的东北清华中学校长。 1980年以来，王先生还主持了我国第一批高速公路的设计，并参与了广东虎门大桥的设计和施工。 他是我国著名的公路桥梁专家。 出于对孙立人将军的敬佩和对阵亡战友的缅怀，他不顾年龄，多年来一直为修复新一军公墓而奔波。

另一个例子是来自台湾的王海涛先生。 1942年5月27日，孙立人率新38师安全撤退印度时，军容威严，军纪严明，受到所有盟友的尊重。 新38师随后受邀代表中国军队参加6月16日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举行的联合国日阅兵。由于事关国家荣誉，孙立人亲自主持点名并选拔六名军官和一个加强步兵排接受检阅。 时任第114团二机枪连连长的王海涛就是这六名军官之一。 当时，部队刚刚进入印度，条件艰苦。 但由于孙立人的训练功底，这支中国官兵军姿雄伟、威严，在中、美、英、苏等11个国家的军队中独树一帜。 率先垂范，夺得第一，名扬异域。 说起这件往事，王先生还是很自豪的。 陪同王海涛的还有96岁的新38师老战士李春明，以及孙立人将军的学生冉其武、陶琼早。

参加这次扫墓活动的还有我找到的第一位新一军翻译家，西安交通大学的蒋大宗教授； 当孙立人在台湾遇到麻烦时，给他提供了实际帮助，后来又为孙立人平反奔走。 郑金宇先生，来自美国。

老战士们不顾年老体弱，不远千里，自费齐聚广州，只为实现一个梦想——修复新一军公墓。 因为他们每个人都牢记着孙立人将军的指示：“修复国内外被毁坏的新一军公墓，这是我们的责任！” 他们也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广州新一军公墓修复后，能够按照孙立生前的指示，将暂时留在台湾的孙立人的坟墓迁至新一军。广州第一军公墓，实现了孙将军“与阵亡将士同眠”的心愿。

初稿 2006 年 3 月 4 日星期六

第二稿 2006 年 8 月 29 日星期二

注：2006年4月上旬，驻印中国陆军新一军退伍军人扫墓大队队员蒋大宗就公墓被毁情况进行了现场调查采访。 当地军队知情人告诉记者：铜鹰被拆了当垃圾，赚来的钱建了一个篮球场。